我们看建国前的历史时会发现，很多地名如迪化、归绥、安东等，今已不存。这些地地名，大多是在建国后更改的。而每个地名的更改，都是有原因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的红军会师纪念碑地名“懋功”是乾隆所赐懋(音mào读“冒”)功会师，是长征路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年6月，这个在夹金山下的小县城，迎来了经过千难万险的两支主力红军—红一和红四方面军。6月21日，在当地的天主教堂里，两军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会场空气盛极一时”。可是，如果你查看今天的地图，却发现根本找不到懋功这个地方。这个问题甚至难倒了很多党史专家，石仲泉说，他是直到负责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才知道懋功就是今天的小金地区。而他真正弄明白懋功为什么要改名小金，则是在他亲自到了小金之后。原来，这个地方是藏族、羌族同胞聚居较多的地区。流经境内的河流有大小金川。明朝末期，朝廷在大金川和小金川流域分设土司衙门，开始有“大金”“小金”之称。“小金”是藏名音译，含“小河之滨”的意思。清乾降年间，大金川土司称霸金川流域，夺了小金川土司的印信，朝廷出兵平息。不久，此地又兴乱，朝廷再次出兵平定。好大喜功的乾隆为表彰这两大武功，将此地改为“懋功”，即“盛大的功绩”之意。同样，将“大金”改为“靖化”。这两个名称实际上是带有歧视和征服的含义。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在年颁布指示，提到：“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对于历史上留遗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这样，在年，当地经讨论，提出改“懋功县”为“小金县”，“靖化县”改为“大金县”的建议，并得到政务院的批准。而“大金县”在年又改名“金川县”。“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地名在年这次改名中，“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涉及两座自治区的首府，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是古准噶尔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这个称谓早在公元年的于阗塞语文献《使河西记》中就有记载。乌鲁木齐大规模开发，始于清代乾隆二十年（公元年），此地筑土驻军渐渐发展成为“繁华富庶，甲于关外”之地。为适应人口增长、屯垦及商业贸易的需要，清军先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年）在今南门外修筑一座土城，此为乌鲁木齐城池的雏形；乾隆二十八年（公元年），又将旧土城向北扩展。竣工时，乾隆命名曰“迪化”。迪化的意思是“启迪教化”，寓意要“给维吾尔族人开导文明的风尚”。不仅是乌鲁木齐，乾隆当时在新疆（注：“新疆”这个地名也是乾隆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定名的，意为“新的疆土”。实际这个地区从西汉开始就已纳入中国版图，为避免歧义，清朝学者将“新疆”解释为“故土重新”）还命名了很多地方，其中不少都含有华夏优越感或民族歧视之意。年2月，新疆省政府决定：乾隆御赐的迪化改为乌鲁木齐；乾德县改为米泉县；景化县改为呼图壁县；孚远县改为吉木萨尔县；绥来县改为玛纳斯县；承化县改为阿勒泰县；镇西改为巴里坤；巩哈县改为尼勒克县。呼和浩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青色城市”，其中，“呼和”为青色，“浩特”为城市、城郭的意思。明万历九年（公元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和他的妻子三娘子在这里正式筑城，因城墙用青砖砌成，远望一片青色，“青城”之名由此而来。后来，明朝统治者将俺答汗所建之城命名为“归化”，含义为“归化远人”。乾隆二年（公元年），为加强防务，清朝政府在归化城东北5里处，修建了一座八旗军队的驻防城。历时两年多建成，乾隆皇帝赐名“绥远”，是“绥靖远方”的意思。民国建立以后，在年把归化城（旧城）和绥远城（新城）合并为归绥县。年，绥远建省，以归绥县城区设立归绥市，作为省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将归绥市改为“厚和特别市”。日寇投降后，复称归绥市。不论“归化”“绥远”，还是“归绥”，都含有歧视之意。年3月5日，绥远省建制和省人民政府同时撤销，原绥远省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同时，从年4月25日起，将归绥市改名为呼和浩特市，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以上这些改名体现的是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而同样，在边境上因历史形成的一些地名，因为考虑到邻国的感受，对于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也被逐步改变。友谊关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早在汉朝时期就已在此设关，距今已有多年历史，最初叫“雍鸡关”，后改名界首关、大南关，明朝时设镇南关。年8月改名为睦南关。将睦南关更名友谊关，是胡志明存年7月前提出来的。“友谊关”得名于胡志明的诗句“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在10月19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文化部副部长何辉甲率领的越南文化代表团时，越方再次提起了睦南关改名一事，周恩来表示，很快就会办理此事，拟请陈毅副总理题“友谊关”三字，并请外办通知广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办理改名事宜。从越南提出更名到中国政府最后实施，之所以隔了一段时间，是因为周恩来在处理睦南关改名一事中，考虑得更为全面与细致，不但要照顾到越南，同时也要顾及中国的另一个盟友朝鲜，还要求对其他省区的类似地名进行审查，以免刺激其他邻国的情绪。年10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关于将睦南关改为友谊关的请示报告》中批示：“将睦南关改名为友谊关时，要将东北的安东、盖平、辑安等地名一起改掉，并由国务院内务部通知东北三省、云南、广东两省和广西僮族自治区，将各地类似地名全部审查，凡有这类刺激朝、越两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地名统统改掉。”年2月13日，新华社发布：辽宁、吉林、广西更改六个市县等地名，即辽宁省安东市改名为丹东市、安东县改名为东沟县、盖平县改名为盖县、吉林省辑安县改名为集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睦边县改名为那坡县、睦南关改名为友谊关。同年3月，中国分别在丹东市与友谊关举行了隆重的改名仪式。安东县命名源于同治末年，当地发生了以宋三好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被镇压后，清政府在此始设安东县。据知情者回忆，“丹东”的地名系一位中学教师所提议，其意为“红色东方”，完全符合当时社会流行时尚，因而一经提出，迅速被人们广为认可。对原安东市下的安东县该改什么名，据说，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命名方案时，有人提出将安东县改称“孤山县”；有人提出改称“江海县”；还有人提出改为“大东县”。最后，决定向上呈报改安东县为“大东县”。方案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认为改“大东县”不如改“东沟县”好一些：因为著名的甲午黄海大海战就发生在大东沟，鸭绿江的入海口也在大东沟，还是改成东沟县好。这样，最后批准的是东沟县。附录为表彰革命贡献改地名湖北黄安县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也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县”。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成立或改编了鄂东军、红1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等五支革命军队，这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孕育了两位共和国的主席：董必武（代主席）、李先念，以及韩先楚、陈锡联、秦基伟、王诚汉、周世忠、谢富治等位将军。徐向前、叶剑英、许世友、徐海东、陈赓、陈再道、刘华清等高级将领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十大军区，其中八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黄安籍将军担任。后来，十大军区改为八大军区，先后又有六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黄安人。为表彰黄安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年9月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黄安县正式更名为红安县。链接地名整顿的其他几种情况更改生僻字。生僻字县名难认难写，例如贵州省的鰼（xi，读习）水县改为习水县；陕西省的汧（qian，读千）阳县改为千阳县、盩厔（zhouzhi，读周至）县改为周至县、葭（jia，读家）县改为佳县等等。更改重名和同音的县。如吉林省的西安市与陕西的西安市重名，年改名为辽源市；四川省梁山县与山东省梁山县重名，年改名为梁平县。西藏自治区的黑河县与黑龙江的黑河县重名，在年改为那曲县。江苏省的台北县与台湾省的台北市重名，年改名为大丰县。还有如黑龙江的兴山市与湖北省兴山县重名，年改名为鹤岗市；黑龙江省的鸡宁县与山东省的济宁县谐音，年改为鸡西县等等。更改以人名命名的地名。中共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防止党内的骄傲、腐化、个人崇拜做出6项具体规定，其中一项便是“不以人名作地名”。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其中规定：“纪念革命先烈，一般用碑、塔等方式，不更改地名。但已经更改，并经该地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或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据此，大多以人名命名的地名得以整改，如安徽省的炳辉县，以罗炳辉的名字命名，年恢复原名天长县。其中得以保留的县名仅8个，即：中山、左权、黄骅、靖宇、尚志、志丹、子长、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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