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陆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国家对东北地区作了大量的投入，虽然伴随着投资的增长，东北的GDP总量有了同步的提高，但近两三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位徘徊，部分省份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在全国垫底，这与决策的初衷背道而驰，与大量国家资本投入的预期也相去甚远。到底应当如何振兴东北？学者众说纷纭。现在来看，有必要从更综合和深入的角度来探析东北依旧发展缓慢的原因。笔者认为，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分析，不仅对东北地区也对我国整体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基本经济数据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却难以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有学者就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数据特征进行了国别的案例实证分析，发现对比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在经济数据上对比呈现如下的几个特征：
1、教育投入。跨越国家在人均GDP达到美元时的公共教育占GDP简单占比水平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1%(0.9%)，而落入陷阱国家只高0.6%(0.3%)。
2、失业率。以8%作为一条分界线，跨越国家的失业率总体基本低于8%，落入国家基本高于8%。
3、贫富差距。在人均GDP进入美元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平均水平大致为0.，处于收入差距悬殊的状态;而跨越国家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基尼系数平均水平大致为0.，收入差距明显落入国家低。基尼系数超过0.5的国家，如塞舌尔、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几乎无一例外落入了陷阱。
4、资金配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在人均GDP美元阶段时，M2占GDP比重43.6%，人均GDP突破0美元时，该比重仅上升52.5%。与之相对应，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GD比重从48.9%上升到63.5%，与货币市场发展基本保持一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M2占GDP比重则从美元时的33.5%上升到65.8%，超过跨越国家，但其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GDP比重只从28.3%上升至49.2%。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私营部门获得的信贷支持远远低于跨越国家。
5、劳动生产率。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指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开启新的发展模式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所在。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在经济数据上的特征还包括了国际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这里暂不赘述。
东北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虽然全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所下降，都感受到了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但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失速与此前投资引领下的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从新闻媒体的报道看，经济发展速度垫底、年轻人口外流、投资环境恶劣等等，虽然近几年才引发人们的 以东三省当中经济最为发达的辽宁省为例，根据媒体报道，年全国已经有10个省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广东、福建、辽宁和山东。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普遍疲软的情况下，辽宁省年的人均元一路发展到年的.01元，特别是年至年，辽宁经济呈现爆发性增长，最终迅速突破人均0美元大关。但是，这个数据的取得，一方面是与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国家对东北地区的海量投资相关。让人忧虑的是，辽宁省的各项经济数据与其他超过0美元的省份相比，经济发展质量并不令人乐观。本文从辽宁和浙江两省官方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摘录数据，对两省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对比：
从上表的经济数据对比看，在人口相差四分之一、人均GDP相差20%左右的情况下，辽宁经济在以下几个方面远远落后于浙江，从中可以折射出东北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
1、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恰恰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而辽宁省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浙江，浙江省的劳动生产率是辽宁省的2.5倍多。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讲，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服务业，作为传统制造业基地的辽宁反而远低于第三产业兴盛的浙江。此外，浙江省的科技研发投入几乎是辽宁的两倍，生产性服务业在提升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成效也被这两省的经济数据证实了。
2、辽宁省的失业率远高于浙江。直观数据表明，浙江省的失业率低于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的失业率范围内，辽宁省的失业率也没有达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8%的警戒线。但是，官方统计的城镇失业率并没有将辽宁省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的失业率统计在内。而且，浙江是劳动力输入大省，东北则是人口流失地，如果将劳动力外出其他省份谋生视为在本省失业，将农村劳动力失业合并统计，辽宁的失业率还将远远大于统计数据。
3、从相关的经济数据看，辽宁的贫富差距明显高于浙江。首先，两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高于人均GDP的差距，这表明浙江企业创造的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了居民而非企业；其次，两省城镇居民人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浙江仅两倍多一点，辽宁则接近3倍，辽宁的城乡收入差距更大；最后，浙江与辽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差距显著高于双方人口差距，浙江居民的消费远高于辽宁，尤其是在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浙江几乎是辽宁的三倍。各自的城镇与农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比方面，浙江相差5倍左右，辽宁则相差11倍。由于收入提高的消费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所以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相差一定比例的情况下，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差如此巨大，乃至于完全脱离人口总数的差距，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辽宁省的贫富差距要远远大于浙江。
劳动生产率低、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凡此种种，无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特征，这些情况，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而不能沾沾自喜于GDP超越0美元。
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看东北应当如何振兴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解读辽宁与浙江的差异，可以看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地区，其生产率远远低于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地区，而且贫富差距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提升东北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必须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有学者指出，“制度的质量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对市场、公平和效率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将导致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将导致不同的产出。二是政府的效率。如果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盛行，官员腐败、低效，决策不透明，都会影响经济增长。”与东北地区而言，这两层含义下的制度的质量是决定东北经济成败的关键。
综上所述，东北的振兴可能并非以经济上的投资为主，而是要从行政体制的革新完善入手，改变原有的官僚主义盛行的生态，提升制度质量。在此基础上进行国有企业效率提升的改革、大力发展民营企业，降低行政成本，将资金切实转移到扶贫和基础设施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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