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近年颇被媒体所 项目主要来自云南、安徽、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海南、陕西、山东、新疆、湖北、四川、贵州、江西、北京、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福建、广西、重庆、辽宁等。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项目（38个）
（按年代从早到晚排序）
1、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已有几十处，这些重要发现对人类传统演化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许多重要发现由于因地层、年代或材料属性等存有一定的争议，区域文化的演化和发展对比研究又存在很多时空缺环，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能达成科学的共识。新材料、新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考古技术方法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甘棠箐遗址地层清楚且有多个文化层位，文化遗存和伴生动、植物遗存丰富，文化面貌原始而独特，埋藏与保存状况极佳，对研究早期人类生存模式、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古环境背景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发掘中获得了众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并完整收集遗址各个方面的资料信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2、安徽：东至华龙洞旧石器遗址
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汪村村庞汪组，为一个暴露有含化石堆积及钙质胶结的山坡。面积约1千平方米。根据当地文物部门提供的线索，年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调查并试掘，确认是一处包含有古人类化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已经在华龙洞遗址发现了近30件古人类化石，尤其重要的是，年发掘发现了1件较完整的头骨化石。这是继周口店、蓝田、和县、郧县、南京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处包含有头骨化石的直立人（猿人）化石地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在一处地点发现数量如此丰富的古人类化石，这在古人类研究中还不多见。除上述古人类化石外，在华龙洞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大量反映古人类生存活动的证据，包括非自然因素造成的骨骼断裂、骨骼表面切割和砍砸痕迹等。基于这些信息，基本可以认定华龙洞遗址是一处直立人化石地点，古人类曾经在这里生存与活动。
3、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遗址群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丁村遗址群东部黄土台塬约20平方公里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50余处，并对其中的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和老虎坡遗址进行了8个多月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这是丁村遗址群60年来在黄土台塬区最大规模的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多个原地埋藏人类活动遗迹和大量文化遗物。丁村遗址群东侧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土状堆积，是丁村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区。在与大崮堆山南坡角页岩基岩出露相通的北涧沟→沙女沟→红土寨沟→上庄沟一线的沟谷中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原地埋藏的人类遗址；而在尚未侵蚀至大崮堆山基岩上的北寨沟和柴村沟中，角页岩砾石缺乏，也未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显示了丁村人对角页岩原料的亲近性和依赖性。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丁村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生活轨迹及其行为链条提供了极为重要线索和宝贵资料。
4、河南：灵井许昌人旧石器遗址
灵井许昌人遗址已发现至少9个古人类个体，包括老年、壮年和未成年各个阶段的化石标本。近年古人类化石的集中出现，使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继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之后，我国境内发现古人类化石最多的遗址。今年出土的肢骨化石，进一步证明该遗址在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中具重要意义。灵井许昌人遗址已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已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遗址性质（第11层）为古人类在泉水边屠宰动物、制作（使用）石器或其他工具的生活与工作营地。就地层而言，以第11层和第5层收获最大。第11层现已发现1、2号两颗许昌人头骨化石、肢骨化石以及所属9个古人类个体、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距今10万年左右。人类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和中国现代人起源具有重要意义；第5层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器、小鸟雕像和早期陶片，对于研究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十分珍贵，距今1.35万年左右。
5、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
年3月至年8月，为配合广富林遗址公园的建设，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建设涉及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通过此次发掘，我们不但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同时结合往年发掘的地层堆积情况，我们对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变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确认新石器时代广富林遗址的北、东、南部都分布有大范围的河、湖相堆积，西部为地势略高的自然坡地，坡地大致呈南北走向，宽度在80米左右。广富林遗址的史前文化堆积广泛地分布于坡地以东，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半岛上。广富林文化末期水域扩大。自周代始水域逐渐缩小，人们的活动区域逐渐南移。至唐宋时期，广富林遗址周边不见大面积水域，仅在遗址的西侧及南侧有两条河流，人们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南侧河流的北岸，并开挖多条小河道，形成江南水乡的景象。此次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区域紧邻广富林遗址的核心区域，此次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台在广富林遗址的发掘中尚属首次，而单纯的崧泽文化墓地及以往在周边区域所发现的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墓地的布局也为我们深入探讨广富林遗址的聚落结构、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6、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双溪村。遗址起初由当地文物爱好者发现，因泰东河水利拓宽工程需要，年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派员对其调查确认，遗址位于兴化境内区域被当地人称之为“野城”。
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对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7、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这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良渚水利系统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8、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自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年12月至今先后发掘了陵水县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市英墩三处史前遗址，并对万宁、陵水至三亚三市（县）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根据上述英墩、莲子湾、桥山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可初步建立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发展框架，填补了该区域史前考古的多项空白。
9、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
寨峁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安崖镇房崖村，与村庄隔开光川相望，西南相距约米。开光川又名“开荒川”，相传北周开光县城在此，故名。开光川为秃尾河一级支流，西北到东南流向，于神木县乔岔滩镇凉水井村附近汇入秃尾河。开光川两侧均为梁峁，寨峁梁遗址即处在开光川下游西南侧的一座椭圆形山峁上，遗址面积逾3万平方米。
该山峁底部出露砂质基岩，其上黄土堆积丰厚，南北狭长，除东南侧马鞍部与其它山峁相连外，东、西、北三侧均临深沟，山坡陡直。至年，为配合神（木）佳（县）米（脂）高速公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阳区文管办对工程涉及的寨峁梁遗址进行了连续两年的抢救性发掘，揭露出一座保存较好、遗存丰富的龙山时代小型石城聚落。综合分析，寨峁梁遗址为迄今北方地区保存较好、揭露最为完整的史前早期石城聚落，各类遗迹间层位关系明确、内在关系密切，为探讨龙山早期的聚落布局、家庭规模、社会结构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0、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
十里铺北遗址位于鲁西南地区定陶县仿山镇十里铺村北约米处，因菏曹运河湿地景观带工程的施工而发现。为做好该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年下半年至年春季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经勘探了解，遗址完全淤埋于地表下，由北部的堌堆遗存及西南、东南部的两块岗地构成，南北长约、东西宽约米，总面积9万多平方米。北部堌堆遗存文化堆积平均厚达2米，上部普遍覆盖0.7-2.1米厚的淤积层，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东周、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尤以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晚期遗存最丰富。西南、东南部的岗地发现有东周、汉代夯土遗迹及墓葬。发掘区主要位于沿河施工范围内北部堌堆东边缘，并在南部探沟局部解剖，取得了重要收获。十里铺北遗址是鲁西南地区现存古文化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堌堆遗存，是研究、展示年以来该区域环境变化、社会演变的绝佳实例。该遗址是在东西文化交汇地带发现的第一座夷商城址，是东夷西进、先商南下、晚商东渐路线上的重要城邑，是鲁、豫、皖交界区夏商考古的重要突破。该区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触地带，是夏商时期东西势力碰撞、冲突、融合的关键地域，可能与《史记·殷本纪》所载汤伐夏桀“还亳”途经的“泰卷陶”有关。但建国以来，鲁西南地区考古工作较少，甚至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基本问题都模糊不清,更难以深入开展有关史实的研究。而该遗址的发掘，不仅可建立、廓清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序列及面貌，还可以据此展开与周围区域的对比研究。尤其城址的存在及表现出的复杂文化面貌，对深入探讨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势力在夏商文明形成期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及研究夏商时期东西方势力的互动、融合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11、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碧村北，地处黄河与蔚汾河交汇处，是进出黄河的重要关口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合河城”和“合河关”就在碧村附近。该遗址东距兴县县城约20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直线距离51公里，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自西向东主要包括寨梁上、小玉梁、殿乐梁、城墙圪垛等四个台地，含仰韶、龙山、汉代、辽金、明清等阶段堆积，以龙山时期遗存最为丰富，遍布整个遗址。相较于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而言，晋西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晋陕高原文明进程的探索，碧村遗址考古工作的系统开展正好顺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12、新疆：和硕红山墓群
红山墓群位于和硕县红山谷地的西北部，该谷地为天山南麓山间小盆地，四面环山，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新中国成立后在此建立了基地核试验研究中心之一的马兰基地。年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红色旅游项目第二批经典名录。为宣传红色精神，发展旅游事业，和硕县拟在原址基础上建立红山军博园。为配合该项目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年7月、10月分两次对影响工程进展的古遗存进行了发掘。墓葬、祭祀遗迹和房址，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聚落，这一发现拓展了察吾呼文化的内涵，也有利于我们对焉耆盆地史前晚期局部区域考古学文化整体面貌、发展进程、文化关系以及人地关系方面有更为系统的认识，同时结合已有发掘材料还将在研究当时社会形态及变化、生业结构及规模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新的线索。
13、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北郊，遗址于年被发现，20世纪70年代发掘城址、宫殿等大型建筑，同时发现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大批青铜器。该遗址反映了公元前16-13世纪中原文化向南扩张、在长江流域形成中心城市的社会景象。通过盘龙城的考古发现，学术界首次认识到二里头及二里冈等中原文化在南方大范围的同一性，认识到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到达了长江流域。因此，无论是学术史还是社会影响，盘龙城遗址都极为重要。
14、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年，为持续实施“三星堆遗址～年度考古工作规划”，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在～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勘探和发掘，新发现了包括青关山大型建筑群、青关山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和马屁股城墙拐角的一批重要文化遗存，三星堆城址的布局与遗址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厘清和认识。年度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所获颇多，带“宫殿区”性质的高等级建筑群、外廓城北城墙以及三星堆城址的布局与演变，是数代三星堆考古人孜孜以求的对象，它们的发现、试掘和初步确定，必将对三星堆城址的布局、营建过程以及功能区域的了解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15、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年9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启动了新一轮考古工作。基于对周原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以往考古调查勘探的基础上，这两年的工作按照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进行较大面积的揭露，以期考察具体遗迹的性质；二是以厘清周原遗址内的水网系统、城墙等大体量“框架性遗迹”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建立遗址内诸如城墙、建筑、手工作坊、墓地等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周原遗址内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以往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与丰镐遗址的“昆明池”等池渠一起填补了周代都邑性遗址给水（池苑）系统的空白；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工作，尤其是以淤土遗存为线索，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16、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大冶铜绿山是中国著名的古铜矿冶遗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铜绿山Ⅶ号矿体(亦称大岩阴山)发现的古代采矿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先后清理了5处商代至春秋时期的采矿遗迹（编号1～5号点采矿遗址），并在1号采矿遗址上建成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年在岩阴山脚遗址揭露出春秋时期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各1处、矿工脚印35枚；此后，在四方塘遗址先后发掘出2处冶铜场等遗迹，出土了大批矿冶遗物。这些遗迹完善了该地同时期铜矿采冶的生产链条，同时，洗矿尾矿堆积场、矿工脚印均为铜绿山矿冶遗址考古中的首次发现。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年11月～年11月，在四方塘遗址东部岗地发现发掘了一墓葬区。根据墓葬区位置、墓葬布局和年代、随葬品等因素分析发现，该墓葬区墓葬（近代墓除外）可能是与Ⅶ号矿体古代采冶密切相关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墓葬。这是铜绿山也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的与矿冶遗址直接相关的墓地，其意义重大。
17、浙江：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考古调查与勘探
越国地处东南，领有浙江，是浙江地区有文献记载历史的开端。据文献，越国始于无余，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句践时国力达到强盛，灭吴称霸，与诸侯争雄，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绍兴作为越国国都之一，是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周边分布有不少具有一定规模的越国王侯贵族墓葬，对研究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葬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越国贵族墓葬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绍兴坡塘狮子山号墓的发掘，该墓因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部分青铜器还有铭文，得到学界的重视，掀起了铭文释读、墓葬族属、越徐关系、越楚关系及单类器物研究的热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发掘了位于绍兴兰亭镇里木栅村的印山大墓，经考证，此墓为越王允常之陵，从而揭开了越国王陵的神秘面纱，推动了越文化研究的深入。此后，在绍兴地区，针对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系统考古工作鲜有开展，因此，对这些上层贵族墓葬的内涵还知之甚少，这制约了越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18、河南：伊川徐阳春秋墓地
徐阳墓地位于洛阳市西南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墓葬主要分布在以徐阳村为中心的顺阳河及其支流两岸台地上。墓地所在区域周围为低山丘陵，西、北分别为陆浑西山和鹿蹄山，东部为伊河西岸开阔谷地。年6月该地盗墓活动十分猖獗，经现场勘查确认为一处新发现东周时期墓地。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陆浑戎迁伊川的历史事件，是研究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迁徙和融合重要资料。陆浑戎是河洛地区极少数有文献记载其迁入和灭亡过程的内迁戎族部落。陆浑戎迁入伊河流域多年的时间里，先附晋，后亲楚，终被晋灭。从此陆浑戎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民族集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陆浑戎及其后裔对当地的影响依然存在，两汉时期因陆浑故地设陆浑县，治所为徐阳墓地西约2公里的南留古城遗址，历代陆浑县治多有变化，辖地规模也时有变更，但基本涵盖陆浑戎分布的主要区域。直到现在在伊川嵩县境内依然有陆浑村、陆浑水库、陆浑关、陆浑山等地名。此外，陆浑戎作为自西北迁入中原的戎人部族，置身晋楚争霸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保持了其逐利好战的剽悍民风，一方面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周旋于晋楚之间，朝秦暮楚，见利忘义。历代陆浑故地即今伊川、嵩县境内多悍匪、刀客，或为陆浑戎之遗风。为此，我们采集了一些自称陆浑后裔的陆姓后裔和一些世居当地人的DNA，计划与陆浑墓地中提取的人骨DNA进行对比研究，从遗传学角度探讨陆浑戎后裔与现代当地人的关系。同时，我们还提取了车马坑出土马、牛、羊、狗骨样本，采集DNA与西北和洛阳及周边地区出土马牛羊、狗等动物DNA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徐阳墓地出土马牛羊狗等家畜的来源等问题。徐阳墓地的发现印证了陆浑戎的迁徙、灭国的历史事件，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术价值。
19、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
陶寺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隶属于陶寺乡。年在陶寺村北发现两周墓地，钻探时为工作方便，根据田间小路把墓地分为五个区。年9月～12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考古队在Ⅰ区的西北部（亦即墓地的西北部）发掘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墓葬7座。年3月～10月，又在墓地中部（Ⅱ、Ⅲ区交界处）选择两座大中型墓葬进行发掘，共布5×5米探方22个，发掘面积平方米，发掘各类墓葬5座。陶寺北两周墓地延续五百年，从钻探情况看，墓葬间基本没有打破关系，因此墓地是有专人管理，统一规划的。两周之际最大墓葬长度近4米，宽在2.5～3之间，春秋晚期大型墓葬长度达6米，宽度甚至超过5米，但墓主人级别并没有显著的变化，都是大夫阶层。陶寺北两周墓地应是一处宗族墓地，大墓的主人抑或是晋国大夫一级的世袭贵族。
20、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
城阳城址八号墓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城阳城址保护区内，南距信阳市25公里。该地区原属长台关乡，年划归新成立的城阳城址保护区。墓葬坐落在一处东北西南向岗地上，其东北即为战国时期楚城阳城址。从20世纪50年代起，该地区陆续发掘了9座大型楚墓，包括著名的长台关一号墓、二号墓以及七号墓。八号墓位于七号墓以南20米。本次考古发掘主要有如下收获：（一）八号墓虽然被盗严重，仍出土一批精美文物，如彩色髹漆竹席、长柄矛、耳杯、案、几等漆木器。特别是墓主人全身敷裹的衣衾等织物，是信阳地区乃至河南全省，战国时期楚墓的首次发现。在全国楚文化墓葬中，这样完整织物的发现也十分罕见。（二）中后室榆荚的发现为确定墓主人下葬时间在入夏之后不久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三）影像与测绘数据采集等辅助记录手段，在记录墓葬发掘过程、墓葬形制与结构以及出土物等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贵州：习水黄金湾遗址
为配合贵州省习水县土城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区建设，年12月至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习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组合联合考古队，对创新区建设涉及的习水县土城镇黄金湾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面积余平方米，清理出两汉时期的墓葬、房址、灶坑、活动面、灰坑、灰沟等众多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漆器等大量遗物，取得了贵州赤水河流域汉代考古学研究的突破。习水县土城镇附近的赤水河沿岸，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陆续发现有磨制石器，至80年代已确认磨制石器出土点10余处，出土石器近20件；90年代以来又陆续清理了多座汉晋时期崖墓、砖室墓等古墓葬，然而一直未能找到与之相关的人类居住遗址。～年，经过多次调查工作，新发现了官仓坝、黄金湾、方家坝三处先秦两汉时期的古遗址，并对官仓坝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初步判明了磨制石器与两汉时期墓葬的来源地。
22、湖北：荆州刘家台墓地与夏家台墓地
本次发掘共清理了战国墓葬座，出土随葬器物件（套），其中陶器件，铜器件，竹简枚，漆木器件，玉石制品30件，丝织品3件（套）、皮革制品3件（套）及其他有机质地文物32件（鹿角17件、腌鱼15尾）。发掘情况表明，刘家台墓地与夏家台墓地是一处白起拔郢后的楚人与秦人的合葬墓地，该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年代特征明显，为楚墓晚期器物考古学文化的断代分期提供标尺性依据。
23、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现为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米的墎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该事件立即引起了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即派员会同南昌市和新建县文博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做了汇报。从盗洞到出土葬具构件看，该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这段历史有关。鉴于该墓当时不属于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性且又由于该墓地处偏僻，加之该地区盗墓现象严重，被盗墓葬保护难度极大，江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对该墓进行抢救发掘的申请。国家文物局于年4月6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了新建县墎墩墓保护问题专家论证会，研究后批准了江西省文物局申请，并要求对墓葬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园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价值巨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室的典型标本，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24、北京：大兴三合庄汉至元代遗址
三合庄遗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村。年10月至年6月，为了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平方米，共清理古代墓葬座，其中东汉9座、北朝4座、唐代78座、辽金60座、元代45座、明代3座、清代6座、东汉烧窑2座及大量炭化植物遗存。出土陶、瓷、石、铁等各类文物余件（套）。墓群所处的连续地层为研究永定河汉代以降的人地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剖面。既有自然形成的淤积层，又有人类活动形成的文化层，为了解年以来古代永定河的变迁和当时的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材料。
25、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
汉魏洛阳城的宫室制度，其上承秦汉余脉，下启隋唐盛世，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献记载，曹魏初年，大治洛阳宫室，正殿称太极殿，正门称阊阖门，似是一座新规划的宫城。但由于后世对曹魏始建的洛阳宫与汉代南宫、北宫的位置关系的记载较为混乱，学术界对此认识不一。以往学者们多以考古发现的汉魏洛阳城居北居中宫城为北魏宫城，其中心正殿太极殿也是北魏修筑。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也有学者提出北魏洛阳宫城是在曹魏洛阳宫基础上改造、沿用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都城由秦汉时期的多宫制、到唐宋元明清单一宫城居北居中的形制转变的大背景下，这一论争，涉及到对都城规划演变的认识问题，尤其是单一宫城出现的时间、太极殿制度和单一宫城制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关系重大。此外，也涉及到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传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东西文化交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已经完成对以宫城正门阊阖门为代表的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南区系统发掘的基础上，对太极殿进行发掘，不仅是汉魏洛阳城宫城考古发掘的必然要求，更可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不可或缺的考古资料。
26、安徽：繁昌窑遗址
繁昌窑遗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繁阳镇铁门村，遗址分布范围内现有高潮、柯冲、宗塘、新塘四个村民组，地形特征为三面环山，一面临河，遗址面积约1平方公里。为进一步弄清繁昌窑遗址作坊布局以及配合龙窑保护大棚建设工程设计，自年3月—10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繁昌县文物局联合对繁昌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学术性考古发掘，以揭示繁昌窑青白瓷生产作坊结构与制瓷工艺流程的学术目标为引领，坚持精细化发掘原则，基本达到了预期发掘目标。本次发掘首次揭露了陶车基座、车辙、陈腐池、房址等多种遗迹，为探索和复原南方青白瓷窑址的作坊布局与制瓷工艺流程提供了珍贵资料，对于深入发掘繁昌窑遗址文化内涵，展示南方早期青白瓷器制作过程亦有重要价值。从出土遗物和地层堆积关系判断，作坊区的使用年代与柯家冲窑遗址的时代基本一致，为五代—北宋早中期。
27、内蒙古：多伦小王力沟辽墓
年6月—12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取得了重大收获。两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山势高峻，向南渐开阔，并形成缓坡，两座墓葬就分别坐落于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几座小山与此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吐力根，蒙古语，迅急之意），属典型的辽代贵族墓地。墓葬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属滦河流域，史载为辽奚族的世居之地之一。而契丹贵族又有归葬祖茔的习俗，因此辽后族萧氏与奚族的关系，也当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结合墓葬发掘所做的考古调查，在距墓地不远处，发现有高规格的辽代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应与贵妃萧氏家族是有相当关系的。《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九月载“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统和十九年三月：“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检《辽史》所见，圣宗仅此一个贵妃。因此我们怀疑，墓主人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但现囿于墓志等资料尚未整理，结论有待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墓葬资料整理的深入，对辽代历史研究存在的许多问题、困惑，将有望解开。
28、山西：新绛绛州衙署遗址
年7月，在结束了绛州州署遗址I区（现存大堂建筑前）的考古工作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随即对位于现存二堂以北，绛守居园池以南的区域进行了布方和考古发掘，通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州署遗址的整体建筑布局和文化面貌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认识。
29、黑龙江：阿城金上京皇城西建筑址
金上京城，即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2公里，阿什河的左岸，俗称“白城”。年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一处重要的都城遗址，金上京城保存之完好程度，在历代都城中也是少有的。金上京城由毗连的南、北二城组成，平面略呈曲尺形，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皇城位于南城的偏西部。但是迄今，皇城城墙的四至范围及布局尚不明晰。地表仅可见皇城内中部宫殿区有数座宫殿基址等大型遗迹，对宫殿区周围建筑布局和特征缺乏比较充分的认识。宫殿区接近中心位置的西、东两侧（即右、左两侧）各有一高于地表的遗迹堆积分布，地面上可见有大量的残砖、碎瓦等遗物。学术界早年推测其为文献中记述提到的“紫极洞”和“桃源洞”。该建筑址规模较大，建筑形制独特，且有庭院布局，结构完整，级别较高，体现了帝都规制。其建筑形制、布局特征及保存的完整性，在历代都城中也是罕见的。出土的遗物，为大量的陶制、石质建筑构件，以带龙纹图案的瓦当、滴水和脊兽等最具典型，凸显皇家气派。从其建筑规模、格局及出土龙纹瓦当等构件和其他遗物来看，该建筑址或为金代上京城内一处重要的礼制性质的遗存。本次发掘揭示的皇城内带院落的遗存组合和建筑格局，为了解金代都城布局与建筑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材料，将进一步推动金上京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并为金上京遗址的整体保护提供可靠依据和学术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0、吉林：安图宝马城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年被列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该城在民国十七年所修《安图县志》中已有著录，20世纪八十年代编纂的《安图县文物志》对此城的形状、基本的布局、城墙尺寸结构以及残存遗物做了简单介绍，作者根据踏查中在城内发现的一些指压纹瓦片认定该城始建于渤海，辽金沿用。据此以往学术界普遍视宝马城为渤海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更有学者将其比定为当时中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为明确宝马城的年代与性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年对城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揭露了城内中轴线上最北侧的一座保存良好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基址营造规整并出土大量做工精美的建筑构件。发掘结果表明，宝马城的始建年代和主体使用年代均为金代。发掘者结合文献推测该遗址可能为金王朝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宝马城位于长白山主峰以北约50公里处，城内建筑中轴线南向正对天池瀑布豁口，地望与《金史》、《大金集礼》中关于在长白山以北建庙祭祀的记载较为符合，去年我们已经提出宝马城为金王朝长白山神庙故址的认识，本年度的考古发掘收获无疑为佐证这一观点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依据。总体而言，本年度发掘的建筑基址结构严整，构筑工巧，营造规范，其中庭院以大块河卵石墁铺的做法极为壮观，为金代建筑中所罕见。此次发掘所获无疑为研究金代礼仪祭祀制度、官式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当时的手工业水平提供了重要材料。
31、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址
年是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收获颇丰的一年，值得引以为豪的是首次发现了临安城城内地下引水、供水设施，首次较大规模的揭露了临安城东城墙遗迹，并将物探技术应用到了城墙的考古勘探中。另外，元代东城墙遗迹的发掘，以实物形式例证了杭州的城市变迁，成为临安城考古的重要延伸。临安城作为南宋都城，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在两宋交际这一历史际遇下，实现了由州城向都城的转变，并建设成为一座如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享誉中外的华贵天城。又因其有“淡妆浓抹总相宜”之西湖，有“壮观天下无”之钱塘江，有“龙飞凤舞”之山势，而成为南方山水城市之典范。本年度发掘揭露的城市引水、供水设施，以及此前发掘的钱塘门遗址，正是山水城市城湖关系的重要写照。而揭露的两处城墙遗迹，以及此前发掘的吴越捍海塘遗迹，则是杭州城市及其与钱塘江关系演变的重要例证。这些发现，为杭州的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实物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32、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磨盘村山城（城子山山城）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西南2公里与延吉市交界处，西距延吉市区5公里，东距图们市20公里。山城东门外即是磨盘村五组（山城里屯）。海兰江在其城南1公里处注入布尔哈通河，山城的南、东、北三面为布尔通河所环抱。山城修筑在一独立的山体上，山体呈盆状，当地称之为城子山。山城平面呈阔叶状。城垣依山势沿山脊或山腹以石块砌筑，内外两壁，墙内充填土石，周长米。最高处海拔米。门址4处。东门、北门、西门为主要门址，均有瓮城，东南门为便门。城内地势开阔，多为平缓坡地，遗存十分丰富。城中心缓坡地带有一处较大的建筑群。围绕建筑群则有多处居住区和若干大小不等的土筑院落。以往曾在城内采拾到渤海国早期的绳纹、网格纹板瓦以及东夏国“天泰三年六月一日”，“南京行部造”，“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等文物。山城调查始于二十世纪初，是由日本人进行的，其后我国学者李文信先生以及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考古工作队（现吉林省考古研究队）延边州文物工作者多次对山城进行过考古调查。为配合《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保护规划》的实施，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年9月至11月，年6月至11月，年6月至10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磨盘村考古发掘队，先后对山城的东门、北门，北门东侧角楼以及城内2处房址、3处建筑址、2处院落址进行了发掘，并对城墙墙体进行了解剖，总发掘面积为2平方米。另委托河南省洛阳瀍河考古钻探公司对城区进行了近10万平方米的钻探工作。出土文物有陶质建筑构件，生活器皿，铁制生产工具，兵器，石臼，石杵，镭石以及铜币等数百件。三年度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3、福建：闽清下窑岗窑址
福建以及日本、东南亚近几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宋元时期的瓷片，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闽清东桥镇窑址产品。在我国沿海以及西沙、南沙海域的水下考古中亦发现大量外销的东桥镇窑址的产品。如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广东南海一号沉船等，这些考古发现证实，闽清东桥镇一带的窑址在宋元时期是我国重要的外销瓷产地。其中下窑岗及其周边的窑址区即是东桥镇窑址密集分布区。此次发掘揭露一座保存较好的窑炉，如保存部分完好的窑顶、窑门、火膛、护窑墙、投柴孔，进气孔等遗迹。窑室内还有成排的匣钵柱等。出土标本主要有青白瓷碗、盘、碟等，部分产品在沉船遗址以及日本等地均有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窑业技术，瓷器外销等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34、广西：桂林靖江王陵
桂林靖江王陵是明代受封并建藩立国于靖江（今桂林）的历代靖江王陵及其宗亲墓群，洪武三年（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藩国靖江。朱守谦后因罪被废为庶人，葬于南京。建文二年（年），其嫡长子朱赞仪继封为靖江王，永乐元年（年）复藩桂林。自此以后，靖江王世袭相传，直至清顺治七年（年）十一月亡国，存世余年，共传十一世、十四王。除首封靖江王朱守谦及明末的朱亨嘉、朱亨堙二王外，其余历代靖江王都在桂林城东“尧山之原”营建陵墓，号称“靖江王十一陵”。期间靖江王室宗亲也多营葬王陵陵区附近，形成一个庞大的王室陵墓群，统称为“靖江王陵”，是明朝帝王陵墓体系中藩王陵墓最典型的代表。
35、重庆：渝中太平门遗址
太平门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地处渝中半岛长江左岸的一级阶地之上，北部紧邻老鼓楼衙署遗址。考古调查表明，遗址由内城和瓮城两部分组成，现存面积约0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1平方米。该遗址于年7月在“重庆大唐世家”开发项目施工过程中出露显现。为廓清遗址布局结构、探明遗址历史沿革等问题，年10月～年7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该遗址内城门区域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平方米，发现城门、城墙、道路、水沟、水池、井等各类遗迹33处，出土器物标本余件，涵盖了汉至六朝、宋元、明清各个时期。考古工作结束后，对城门、城墙开展了数字化复原，同时对城门、城墙进行支护加固，并修建了防护棚进行保护。通过太平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和重庆古城的考古调查，首次以考古手段获取了重庆明清城门的布局特征、古城的城垣范围及保存状况，这为科学制定重庆太平门遗址文物保护、展示与利用专项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撑，同时，对重庆古城门、城墙遗址的整体保护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6、贵州：遵义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
贵州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位于遵义市西南约20公里的遵义县团溪镇白果村堰上组，背靠九龙山、面向雷水堰、紧邻寿安庄。杨辉墓遗址范围内尚存石碑三通，并墓葬2座，两墓葬均依据遵义市发现的大型石室墓依次编号为M10、M11。M10发现于年，存巨大封土堆，年因M10被盗而对其进行清理发掘，并据墓前墓碑将之推测为杨辉墓。年M10前10米处一座大型三室墓被盗，墓葬性质不明。年5月至9月，为配合海龙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工作，了解M10与其前方大型石室墓的关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遵义县文物管理所，对M10及M10前新发现的三室墓进行清理，清理时将大型三室墓依序编号为M11。清理表明，M11方为播州25世土司杨辉及其夫人田氏、俞氏合葬墓，而此前所认为的杨辉墓（M10）与M11共用一个墓园，两墓相距不远并处同一轴线上，关系紧密。从地层关系上初步判断，M10的年代应稍晚于M11，或为M11的“疑冢”或“风水冢”。年工作时发现杨辉墓园，并对其垣墙、园门、墓上四级建筑平台等遗迹进行全面的勘探和清理。结果表明墓园整体略呈“凹”字形，其西北存在墓祠。墓祠位于九龙山下一山坳内，面向雷水堰。杨辉墓墓祠格局的厘清、墓葬内铜钱的出现、墓葬下完整腰坑的清理等皆属播州土司考古的首次，为研究杨氏土司的葬式葬俗、土司墓祠提供了新材料，也为我们了解明代土司墓祠、祠堂的向寺庙的转变提供了确切的证据。
37、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丹东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中。为配合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海洋红港区基建工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水下考古队，从年11月启动涉海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年4月通过物探与潜水调查确认了“丹东一号”沉船位置；年8～10月开展重点调查并清理出部分舰体外轮廓。为确认沉船的具体身份及保存状况，年8～10月，考古队再次启动了“丹东一号”沉船重点调查工作。通过分析具有致远舰身份判别价值的沉舰穹甲结构，发现的方形舷窗、鱼雷引信、11毫米10管加特林机枪、毫米口径炮弹、带有“致远”文字款识的制式餐具等考古实物资料，结合甲午海战档案、北洋海军舰船制造档案和海域当地的口述史料综合判定，“丹东一号”沉船应为致远舰。“丹东一号”沉船（致远舰）调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是考古学与海洋物探等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对近代沉舰展开调查的新领域。所获考古调查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丹东一号”沉船调查工作意义更显重要。
38、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总部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大街47号，北距市中心16.8公里，地理坐标北纬45°35′，东经°40′。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存至今的细菌战遗迹，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实验基地;是以战争为目的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和制造的大本营，以危害人类和自然为代价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是七三一旧址中最为核心的要害部门，通过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不但可以在相关程度上寻找出其直接的犯罪证据和毁灭犯罪事实的证据，同时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与施工工艺，为研究日伪时期建筑特点提供第一手资料。因此，在对七三一旧址系列发掘中，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的揭露乃不二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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